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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的诞生 一月 10, 2008

Filed under: 动态 — Iautumn @ 10:07 上午

  2001年,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清晨六点半,一对老夫妻在家看电视,画面上,美国麻省理工学院(MIT)校长威斯特公开宣布: 将执行名为“开放式课程网页”的计划,在互联网上公布麻省理工的全部课程,供全世界免费下载。

  一石激起千层浪,世界轰动的同时,也在这对年过花甲的夫妻心里埋下了种子。他们就是IET教育基金会的创建人,当时已经70岁的王逢旦博士,和他的夫人贾士荃博士。从那一刻开始,在中国的教育资源开放事业中,他们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“我可以带他们到中国去”

  王逢旦博士是美籍华人,却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。早在1978年,中美建交前9个月,王逢旦就带着一个教育能源矿业代表团来访中国,当时参加的人士有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院长、副院长、几位教授、美国矿业局局长、美国能源局局长等,他本人就是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采矿工程荣誉教授。王逢旦说,自己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搞教育,情系于此,所以MIT开放课程的新闻会给他那么大的触动。

  此后不久,IET基金会一次奖学金发放仪式上,代表基金会理事会作报告时,王逢旦便向列席的许多校长认真地说起MIT开放课程,满座共鸣。

  而在MIT这一边,宣布公布全部课程的同时,便有意来中国做开放式教育,但王逢旦说,他在MIT的朋友告诉他,不知什么原因,MIT与中国的邮件来往不顺畅。MIT也曾派人来华拜访各高校,在拜访中国教育部时他们曾提到,希望来中国做一场关于开放教育的报告,然而提议一直得不到回复。

  恰逢此时,王逢旦的另一个同事,美国一所学校的校长,也是开放教育的博士毕业生,来找王逢旦,告诉他,自己也打算做开放教育了,问王逢旦有何建议或要嘱咐的。王逢旦心里一动,说: 如果你看到MIT的人,就告诉他们,他们想去中国去不了,我可以带他们去。

“用平民的办法”做事

  工学院是MIT最大的学院,在这所总共才一万来人的学校里,倒有60%是工学院学生。副院长俞久平,水动力与海洋工程系教授,也是个美籍华人。其实MIT开放课程的理念便来自于他,而整件事的主推者、整个项目的创始人也是他。见到王逢旦那个校长朋友,听到王逢旦愿意牵线搭桥的意思之后,俞久平表示,愿意和王逢旦谈谈,并立刻给王逢旦打了个电话,约在纽约见了一面。这一面,二人谈了两三个小时,最后决定,“用平民的办法”来做这件事。

  所谓平民的办法,是先从民间交流入手,由下而上争取得到中国国家教育部的认可。王逢旦的IET基金会理事会里,有26个理事席位是中国大学的,先由王逢旦出面说服这26所大学,以他们的名义,联名邀请MIT去做一个报告,或者开一个会议,这样很快就能得到教育部批准。在会议期间,大家集中见面,什么事都好谈。

  达成共识后,王逢旦建议,谈这种事最好不要在最顶尖的学校,这也与开放教育的本义契合。

  此时是2003年7月。两个月后 ,9月23日,所谓桂花香的季节,“MIT开放式课程国际论坛”在北方交通大学召开,即如今的北京交通大学。与会者200多人,出席的教育界人士包括26所IET教育基金会员学校的校长和代表、67所远程教育试点院校的院长、44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负责人,以及MIT方代表。美国Hewlett基金会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。校长们对引进MIT开放课程的提议,众口一词: “很好。”但是,很多人还是问出了那个最终的问题: “你们为什么白开放不要钱?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意图?”这个问题在此后一直至今,仍然不断有人向MIT、中国开放教育协会提起。王逢旦总是用教育的根本目的来回答: “把知识传播给下一代,人类共同开发的智慧为全人类分享。”虽然很少有人对这种无私开放的答复感到满意,但王逢旦多年来对国内教育界做过许多义事,出于对他的信任,也出于大学校长们自身较为开阔的思维,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观念。

 

  虽然同意这是一件好事,但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、一些固定的人去持续推动,事情很快就回凉下来。这次会议,是MIT开放课程大规模引入国内的开始,也是中国开放教育协会(CORE)组建正式提上日程的开始。

27日,王逢旦找了ITE基金会的中国大学理事成员开会,所有人都对前两天论坛上引入开放课程的提议感觉良好,同意应当向教育部申请一个组织来持续推进此事。王逢旦高兴地说:我愿意促成这件事,但这是中国的事,你们应该确定下一两个人来负责。但校长们都很忙,没有精力来负责,讨论来讨论去,最后所有人都瞧着王逢旦:还是你来吧。

  王逢旦有些啼笑皆非: 这是你们的事,我只是促合而已。但所有人一致认为他最合适,来回拉锯,坚持之下,王逢旦拗不过众意,接受了尚未组建的中国开放教育协会主席一职。但他提了三个条件: 1,自己要用人,必须得到批准;2,自己不拿任何报酬;3,当他想走时,必须随时可以走,因为夫人在美国,自己不能长期呆在地球另一面。

完全卷入并上了“贼船”

  三个条件毫无悬念地通过了。但王逢旦到当时为止其实还没有很清晰的想法。他知道这个开放理念非常好,但究竟做什么,怎么做,应当做到什么程度,等等,还是一片空白。从MIT那边也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提示,他们只是想把东西放出去共享而已。他完全卷入了关于开放教育协会的理念、性质、任务、组织机构等问题的思考,而与他一起实际操作这件事的,只有黄美琦一人。

  人们所不知的是,那次论坛由北交大校长接手后,原本是交与学校外事处接手组织安排,而阴差阳错,处长随即便调离了,会议组织的任务就落在处里一位女教授肩上。黄美琦,这位干了10多年外事工作的女教授,组完这次会以后,便成了王逢旦在CORE的主席助理,实际是中国开放教育协会组建的主要操作者、负责中国开放教育协会日常运转的主要人物。两人讨论之后,形成的最简单的想法,是先将MIT的一部分课程翻译成中文,公布出去,然后推动它们在国内的应用。但首先是要向教育部请示。

  9月29日,王逢旦回美国,随后中国也进入“十一”国庆长假。

  利用长假,黄美琦在家花三天时间帮他起草了给教育部的申请报告,打字用了一天。长假刚过,趁校长们还都在学校,这份报告就传送出去,用了一周时间,在作为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校长们中间传阅一圈,签名之后,就递交到教育部。11月,教育部高教司批准申请,同意在北交大成立有关机构,北交大给了办公地点,中国开放教育协会算是正式成立。

  到2004年1月,黄美琦正式来到CORE帮助王逢旦,算是开放教育协会除主席王逢旦之外的第一名工作人员。此时王逢旦已经完全卷入对协会工作的思考,整天不停地琢磨所谓新想法、新思维、使命、目的、理念。每天与MIT、HEWLETT基金会讨论,然后不断从美国给黄美琦打电话,传达思考和讨论结果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 “我,我夫人,我们家里人,我的同学,我的朋友,都因此上了‘贼船’。”

  中国开放教育协会,就是这样呱呱坠地并迈出了第一步。但是,协会自身的构建并未完成,实际工作的推进也茫无头绪。直到2004年3月,CORE才有了一个十分简陋的网页,登着CORE的介绍。9月,在上海召开CORE第一次年会,才赶在会前印出第一批宣传材料,用黄的话说: 起码要让别人看上去像那么回事,让他们能大致看明白CORE是什么。直到此时,CORE的正式工作人员还仍然只有主席王逢旦与助理黄美琦二人。第三位工作人员,以及一些来帮忙的实习生,是其后才招募进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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